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谁提出来

“最古之史实为方志”这一观点，并非由某一位特定学者明确提出，而是在中国方志学研究的长期发展过程中，逐渐形成的共识。与其说这是一个被“提出”的观点，不如说是一个被“公认”的事实。这一认识，深深根植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与方志自身的性质之中。

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这个结论，首先可以采用对话体来呈现：

问： 凭什么说“最古之史实为方志”？难道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这些不算古老的史实吗？

答： 您的质疑很有道理。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等典籍确实记载了久远的历史，但它们是经过“采择”和“笔削”的，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和道德评判。而早期方志，如《越绝书》、《吴越春秋》等，虽然也有一定的倾向性，但它们更侧重于记录某一地域内的山川、物产、风俗、人物、古迹等，这些原始资料往往更加客观、具体，更接近历史的“原貌”。

问： 那么，方志就没有主观性吗？

答： 当然有。任何历史记录都无法完全避免主观性。但早期方志的主观性，更多体现在对资料的选择和编排上，而非对事实本身的歪曲。它们提供的，是大量未经“加工”的原始素材，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线索。

问： 能举个例子吗？

答： 比如，《越绝书》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吴越地区的水利工程、农业技术、手工业发展等方面的信息，这些信息在传世文献中很少见到，却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宝贵资料。又如，许多方志中都保存了当地的碑刻、墓志铭等文字，这些文字往往比正史记载更加直接、可靠。

接下来，我们再换一种方式，用递进式论证的方法：

首先，方志的起源与职官制度密切相关。中国古代很早就设有专门负责记录地方情况的官员，如周代的“诵训”，负责“掌道方志，以诏观事”。这些官员的职责，就是收集和整理地方上的各种信息，为中央政府提供决策依据。这些原始的记录，虽然不一定以“方志”命名，但其性质和内容，已经具备了方志的基本特征。

其次，方志的编纂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。从汉代开始，地方政府普遍开始编纂方志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方志的体例不断完善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。许多地方的方志，都进行了多次续修，形成了一个连续的记录体系。这种连续性，是其他类型的史书所不具备的。

再次，方志的内容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。方志不仅记载政治、军事等方面的大事，也记录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等方面的细节。它关注的是一个地区的整体情况，而不是某一个特定领域。这种广泛性，使得方志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来源。

进一步，方志的史料价值得到了历代学者的重视。从刘向、刘歆父子整理《七略》，到班固撰写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再到后世的史家、地理学家，都广泛利用方志资料。甚至在清代，考据学兴盛时期，学者们更是将方志视为“信史”的重要补充，通过比勘方志与正史，纠正了许多历史记载中的错误。

最后，我们采用对比论证的方式：

将方志与其它类型的史书进行对比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方志的独特价值。

• 与正史相比：正史主要记载王朝兴衰、帝王将相的活动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。而方志则更关注地方社会，记录了大量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，填补了正史的空白。
• 与编年体史书相比：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线索，叙述历史事件。而方志则以地域为中心，展现了一个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。
• 与地理著作相比：早期的地理著作，如《山海经》等，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。而方志则更注重实地考察和记录，具有更强的科学性。
• 与类书、笔记等相比：类书、笔记等虽然也包含一些历史资料，但它们的内容比较零散，缺乏系统性。而方志则具有严谨的体例和结构，内容更加完整、系统。

综上所述， 通过以上各种论证方法的综合运用，可以确定：“最古之史实为方志”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基于对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和方志特点的深刻认识。它强调的是方志所保存的原始资料的珍贵性，以及这些资料在还原历史真相方面的重要作用。方志，尤其是早期的方志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古代社会的独特视角，它们就像一块块历史的“碎片”，拼接起来，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加真实、更加全面的古代世界。这些“碎片”的原始性，未经太多“雕琢”的特点，正是其核心价值所在。方志中的地理环境、物产资源、风俗习惯、人物传记、艺文著述等等，都是构成“最古之史实”的关键要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