鲁迅先生的《朝花夕拾》中,《五猖会》一篇以孩童视角,记叙了期盼已久的迎神赛会的热闹与索然,展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下民俗活动的复杂面貌。文中的人物虽然不多,但个性鲜明,各有其代表性,值得深入分析。核心人物主要有三位:“我”(少年鲁迅)、父亲、长妈妈。他们分别代表了求知欲旺盛的少年、严厉而传统的家长、以及深受民间信仰影响的普通民众。
先说“我”。“我”是全文的叙述者,也是核心的体验者。文章以“我”的视角展开,充满了童真童趣,也饱含着对成人世界的困惑与失望。“我”对五猖会有着极大的热情和期待,这源于孩童的天性,对热闹、新奇事物的好奇。从“我”和小伙伴们兴奋地谈论五猖会的热闹场景,到“我”为了看会而早早起床,再到“我”在人群中焦急地等待,都可见一斑。然而,这种期待在父亲的“命令”下被无情地打破了。“我”被迫背诵《鉴略》,在枯燥的文字和父亲严厉的目光下,失去了观看五猖会的机会。这不仅仅是失去一次玩乐的机会,更是对“我”天性的压抑,以及对成人世界规则的初次体验。
“我”的失望,并非单纯因为没看到热闹的场面,更多的是对父亲不理解的失望,对成人世界功利性、实用性的失望。从“我”的角度看,背诵《鉴略》与观看五猖会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,前者枯燥乏味,后者充满乐趣。但父亲却强行将两者联系起来,以“有用”为标准,剥夺了“我”的快乐。这种“有用”与“无用”的冲突,是“我”与父亲之间最大的矛盾,也是那个时代儿童与成人之间普遍存在的隔阂。
再看父亲。父亲在文中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家长形象,严厉、权威、不苟言笑。他重视教育,希望儿子读书上进,将来有所成就。但他的教育方式却是强制性、压抑性的。他认为看五猖会是“无用”的,是浪费时间,而背诵《鉴略》才是“有用”的,才是正途。
父亲的形象并非完全负面。他并非不爱儿子,只是他的爱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。他希望儿子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,一个“有用”的人,但他忽略了儿子的感受,忽略了儿童的天性。他的教育方式,体现了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家长观念:将子女视为自己的附属品,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,而不是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发展。
这种“有用”的观念,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的价值观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人们更注重实际,更注重生存和发展,而对于精神层面的需求,往往被忽视。父亲的形象,是那个时代的缩影,他既是教育者,也是被教育者;既是压迫者,也是被压迫者。他的行为,既有其合理性,也有其局限性。
最后,我们谈谈长妈妈。长妈妈是鲁迅家的女佣,也是“我”童年时期的重要陪伴者。她善良、朴实,深受民间信仰的影响。她对“我”讲述了许多关于五猖会的传说和故事,激发了“我”对五猖会的兴趣和向往。她会为了“我”去看五猖会而向父亲求情,虽然最终没有成功,但这份心意是真挚的。
长妈妈的形象,代表了底层民众的普遍心态。他们生活艰辛,但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。他们相信神灵,相信鬼怪,相信善恶有报,这些信仰构成了他们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长妈妈对五猖会的虔诚,不仅仅是一种迷信,更是一种精神寄托,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与父亲的“实用主义”不同,长妈妈的世界充满了神秘色彩和浪漫主义。她相信五猖老爷的神力,相信鬼怪的存在,相信做好事会有好报。这些信仰,虽然在现代人看来有些迷信,但在当时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。长妈妈的形象,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,也让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总而言之,《五猖会》中的三位人物,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价值观。“我”代表了求知欲旺盛、渴望自由的少年;父亲代表了严厉、传统、重视实用价值的家长;长妈妈代表了深受民间信仰影响、善良朴实的底层民众。他们之间的互动,构成了《五猖会》的主要情节,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风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。通过对这三个人物的分析,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鲁迅先生创作《五猖会》的深层用意:不仅仅是回忆童年,更是对国民性、对传统文化的反思,以及对人性解放的呼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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