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才高八斗”这个璀璨夺目的成语,用来形容人文思泉涌、才华横溢,其最初指向的,正是三国时期那位冠绝一时的文学家——曹植。这个典故源自南朝诗人谢灵运的自评与评人,他以一种极富形象感和夸张色彩的对比,奠定了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难以撼动的地位。
要理解才高八斗的深意及其归属,我们不妨先走进那个英雄辈出、文采风流的时代,探寻这个成语诞生的来龙去脉。南朝宋时期的谢灵运,本身就是一位极负盛名的山水诗人,其诗歌成就斐然,影响深远。然而,这位才子向来自负,他对自己的才华有着极高的评价。据《释常谈》记载,谢灵运曾言:“天下才共一石,曹子建(即曹植)独得八斗,我得一斗,天下共分一斗。”(“石”和“斗”是古代的容量单位,一石等于十斗)。这番话语,石破天惊。谢灵运以“天下才”为总量“一石”,将其中八斗(也就是十分之八)划给了曹植,自己谦虚又自傲地取了一斗,剩下的区区一斗,则留给从古至今的其他所有文人墨客去分享。这不仅是对曹植才华的极致赞誉,也间接抬高了谢灵运自身的地位——毕竟,在仅存的两斗中,他独占其一。从此,才高八斗便与曹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成为衡量顶尖文学才华的标尺。
那么,曹植究竟是何许人也?他凭什么能赢得如此崇高的评价?曹植(公元192年-232年),字子建,是曹操与卞夫人所生的第三子,沛国谯县(今安徽亳州)人。他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,成长于曹氏集团日益强大的时期。曹植自幼聪慧,才思敏捷,据说十岁左右便能诵读诗赋,出口成章,深得父亲曹操的喜爱。曹操一度认为曹植的才华更适合继承自己的事业,甚至有过立他为太子的想法,这使得曹植早年意气风发,充满了政治抱负。
曹植的文学成就,是建安文学高峰的杰出代表。建安文学是指汉末三国时期,以曹操、曹丕、曹植父子(“三曹”)为核心,以及“建安七子”(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玚、刘桢)等人共同创造的文学流派。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,摆脱了汉代经学的束缚,展现出一种慷慨悲凉、刚健有力的“建安风骨”。而在“三曹”之中,曹植的文学成就被公认为最高。
他的作品内容广泛,风格多样。早期诗歌,多反映他的理想抱负和贵公子生活,如《白马篇》塑造了一个“捐躯赴国难,视死忽如归”的爱国游侠形象,充满了昂扬的英雄气概。后期由于卷入与兄长曹丕的储位之争并最终失败,加之受到曹丕和侄子曹叡的猜忌与压迫,他的生活境遇急转直下,诗歌风格也随之转变为抒发个人忧愤、感叹人生无常,充满了悲怆之音。著名的《七步诗》(“煮豆燃豆萁,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?”),相传就是曹丕逼迫他在七步之内成诗,否则将行大法,曹植在极度悲愤中一挥而就的作品。这首诗以浅显的比喻,道尽了手足相残的悲哀,情感真挚,催人泪下,也展现了他惊人的急智与才情。
然而,曹植文学成就的巅峰之作,无疑是《洛神赋》。这篇赋原本名为《感甄赋》,后因避讳魏明帝曹叡之母甄氏(一说洛神原型即为甄氏,曹植曾对其有爱慕之情,但这在历史上存疑),改为《洛神赋》。这篇赋以华丽的辞藻、丰富奇特的想象,描绘了作者与洛水女神宓妃(传说中的伏羲之女)相遇、相恋、最终无奈分离的浪漫而凄美的故事。文中对洛神“翩若惊鸿,婉若游龙”的绝美姿态,以及“凌波微步,罗袜生尘”的飘逸步态的描绘,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,成为后世形容女性之美的经典词句。《洛神赋》不仅展现了曹植驾驭语言的卓越能力,也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浪漫主义情怀,被誉为“赋中极品”,千百年来引得无数文人墨客吟咏、书画家描摹。
曹植的才华并非仅仅体现在诗赋创作上。他的文章,如《求自试表》、《与杨德祖书》等,也同样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深度。《与杨德祖书》中关于文学批评的见解,至今仍被视为重要的文学理论文献。他主张文学应当具有独立的价值,反对“文章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的功利观,这在当时是颇具前瞻性的。
回到谢灵运那句评价。谢灵运身处的南朝,距离曹植生活的时代已有二百余年。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,文坛代有才人出,但谢灵运依然将“八斗”之才归于曹植,足见曹植的作品在后世产生了何等巨大的影响力和认同感。这种评价,并非一时兴起或空穴来风,而是基于对曹植作品深度、广度、艺术高度的全面认可。他的诗歌语言精炼,意境开阔,情感真挚饱满,无论是五言诗的成熟,还是赋体的创新,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。南朝文学评论家钟嵘在其著作《诗品》中,将曹植的诗列为“上品”,称其“骨气奇高,词采华茂,情兼雅怨,体被文质”,赞誉其诗歌“如永夜善颂,风人屈骚”。
当然,文学评价带有一定的主观性。谢灵运的说法,虽是个人之言,却因其形象生动、对比强烈,而被广泛接受和流传,最终固化为对曹植才华的特定标签。才高八斗这个成语,也由此超越了其最初的语境,泛指那些具有非凡文学才能或某方面技艺极其高超的人。但当我们溯源而上,探究其本源时,那个在政治漩涡中挣扎、却在文学世界里绽放出璀璨光芒的身影——曹植,便是这个成语最为精准、也最为传奇的注脚。
曹植的一生,充满了戏剧性的跌宕起伏。早年的意气风发与后期的抑郁不得志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政治上的失败,反而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辉煌。他的作品,浸透了个人的悲欢离合,也折射了那个动荡时代的风云变幻。才高八斗不仅是对他文学天赋的量化描述,更是对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地位的一种象征性确认。他以如椽巨笔,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,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因此,当我们再次提及才高八斗时,脑海中浮现的,应当是那位“言出为论,下笔成章”的三国公子曹植。是他,以其汪洋恣肆的才情,赢得了谢灵运石破天惊的赞誉;是他,以《洛神赋》、《七步诗》等不朽名篇,奠定了自己在文学殿堂中的崇高地位;是他,让才高八斗这个成语,穿越千年时光,至今仍在汉语世界里熠熠生辉,激励着人们对卓越才智的向往与追求。理解了曹植,也就理解了才高八斗背后那沉甸甸的历史分量与文化意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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