将修缪公之业,东复侵地翻译

“将修缪公之业, 东复侵地” 这句话，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磅礴的政治抱负。其直接的翻译是：“决心要继承并发扬秦缪公的伟业，向东收复被侵占的土地。”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口号，更是战国时期秦国图强求变、锐意进取的战略宣言和行动纲领。

这句话通常与秦孝公（公元前381年-前338年在位）及其重用的改革家商鞅（约公元前395年-前338年）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彼时的秦国，虽地处西陲，拥有一定的疆域和潜力，但在战国初期的激烈竞争中，却屡屡受挫，尤其是被东邻的强国魏国夺去了河西之地（今陕西、山西间黄河以西地区），这不仅是领土的损失，更是国家尊严的巨大耻辱。秦国被中原诸侯视为“夷狄”，排除在会盟之外，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年轻的秦孝公即位，痛感国势衰微，决心变法图强。他颁布《求贤令》，广纳天下英才，商鞅正是应召入秦。君臣二人经过深入探讨，确立了以变法为核心，内修政理、外拓疆土的国策。“将修缪公之业, 东复侵地”正是这一国策的高度浓缩和生动表达。

“修缪公之业”，是面向历史，寻找榜样与力量。这里的秦缪公（亦称秦穆公，约公元前682年-前621年在位），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一位极具作为的君主。他在位期间，任用百里奚、蹇叔等贤臣，向西发展，称霸西戎，将秦国的疆域大大拓展，并积极参与中原事务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秦缪公的时代，是秦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顶点。秦孝公提出“修缪公之业”，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深意：

1. 树立崇高目标：以先祖的辉煌成就激励国人，表明秦国并非甘于沉沦，而是要重振雄风，恢复昔日荣光。这为即将推行的深刻社会变革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和精神动力。
2. 借鉴成功经验：暗示要学习缪公重视人才、励精图治、勇于开拓的精神和策略。缪公任人唯贤、不拘一格，使秦国人才济济；他善于把握时机，拓展生存空间，奠定了秦国作为大国的基础。
3. 强调内在修为：“修”字不仅有继承之意，更有整治、建设的含义。这意味着要像缪公时代那样，首先致力于国内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建设，实现富国强兵。这直接指向了即将展开的商鞅变法。商鞅的改革，正是围绕着废井田、开阡陌、奖励耕战、统一度量衡、建立郡县制等一系列措施，全面提升秦国的综合国力，为“东复侵地”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“东复侵地”，则是面向现实，明确战略方向和具体目标。这里的“侵地”，首当其冲就是指被魏国夺走的河西之地。这片土地不仅是肥沃的农业区，更是秦国东进中原的战略要冲。收复河西，具有多重意义：

1. 雪耻复仇：夺回失地，洗刷国耻，提升国民士气和国家威望。对于屡受魏国压迫的秦国而言，这是凝聚人心的最直接、最有效的号召。
2. 战略需要：河西之地是秦国东出函谷关、问鼎中原的必经之路和前进基地。控制了河西，秦国就能占据有利地势，对魏国形成直接威胁，并为进一步向中原地区扩张打开通道。
3. 检验变法成果：军事上的胜利是检验商鞅变法成效的最佳标尺。只有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，才能证明变法的正确性，巩固变法成果，并为国家带来实际的利益。

因此，“将修缪公之业”与“东复侵地”二者相辅相成，构成了秦孝公时代完整的国家战略。“修缪公之业”是内因，是根基，强调通过变法实现内部的强大，积蓄力量；“东复侵地”是外在表现，是目标，强调将强大的国力转化为实际的疆土扩张和战略优势。前者为后者提供支撑，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和体现。

这句话所蕴含的决心和远见，在秦国后来的历史中得到了充分印证。通过商鞅变法，秦国迅速崛起，国力蒸蒸日上，军队战斗力冠绝诸侯。秦孝公和商鞅时期，秦国果然多次与魏国交战，逐步收复了河西之地的部分失地，沉重打击了魏国的霸权。虽然商鞅本人最终因触犯旧贵族利益而惨遭车裂，但他所推行的变法措施及其精神内核被继承下来，成为秦国此后百余年间始终坚持的基本国策。

从秦孝公到秦惠文王、秦昭襄王，直至最终统一六国的秦始皇，秦国的历代君主，可以说都是在“修缪公之业, 东复侵地”这一宏大战略框架下，不断接力奋斗。他们继承了缪公的雄心，坚持了变法的路线，将“东出”作为坚定不移的战略方向，最终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韧的国家意志，一步步蚕食东方列国，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伟业。

可以说，“将修缪公之业, 东复侵地”不仅是一句简单的翻译所能涵盖的。它是一面精神旗帜，召唤着一个古老王国的新生；它是一幅战略蓝图，规划了国家复兴的路径；它是一股强大的历史驱动力，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。理解这句话，就是理解秦国何以能从一个备受鄙夷的西陲国家，最终崛起为席卷天下的强大帝国。它所体现的追慕先贤、内圣外王、自强不息、目标明确、意志坚定的精神，即使在今天，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。这句话，是刻在战国历史风云变幻中最深刻、最有力量的印记之一，它不仅仅属于秦国，更成为了中华文明中关于变革、图强与国家意志的经典表达。